国务院近期发布了《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下称《规划》）。该《规划》与《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下称《纲要》）相互衔接，在关键时期为“十五五”期间的教育改革发展设定了系统性的目标和任务。多位专家就此规划进行了深入解读。

战略接力，一绘到底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晓强指出，《规划》的发布，连同《纲要》及《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下称《三年行动计划》），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他用跑步来比喻，认为《纲要》明确了最终目标和方向，《三年行动计划》是启动阶段，而《规划》则是积蓄力量、影响全程表现的关键“途中跑”。这一承上启下的定位要求《规划》必须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为后续发展赢得先机。

这种接力体现在具体领域，例如“立德树人”。马晓强解释说，《纲要》提出了“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的宏观目标，《三年行动计划》部署了初期基础性工作，而《规划》则将此工程化、具体化。从“为何做”到“近期做什么”，再到“如何做”，这三份文件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展现了循序渐进、稳步推进的战略思路。

中国教科院学术委员会执行副主任邓友超强调，当前培养的大中小学生将在2035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因此，当下的立德树人工作，是从未来的视角来规划当前的行动。

高质量发展的四大维度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原部长朱旭东认为，《规划》系统地规划了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四个关键维度：基础教育的扩优提质、高等教育的创新能力培养、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以及在全球教育领域的引领地位。这四个方面共同回应了人民群众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期盼。

• 基础教育扩优提质： 朱旭东分析，通过推进学前教育的优质普惠、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以及高中阶段教育的多样化发展，旨在让更多儿童获得更优质、更公平的基础教育，缩小区域、城乡和校际差距，真正实现“家门口上好学”。

• 高等教育创新能力培养： 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指出，《规划》明确要求高校将重心从学科发展转向服务国家战略。未来五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规模将增加超过10万人，同时支持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建设。从南方科技大学、西湖大学到福耀科技大学，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正在探索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新模式。

•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构： 《规划》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与人工智能、数字化等新质生产力要求深度融合，对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适应新型工业化发展需求的教育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 全球教育赛道引领： 朱旭东认为，中国的教育正从“追赶借鉴”转向“引领创新”。在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领域，中国已处于全球领先地位；面向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合作优势也在持续扩大。未来重点将在于形成可推广的中国经验。

此外，《规划》还强调了教师队伍建设，朱旭东将其概括为“三重获得感”：专业获得感，侧重于学历提升和培训体系的完善；职业获得感，着眼于落实社会保障和营造尊师重教的氛围；个人发展获得感，关注教师的身心健康和个人幸福。他认为，这三者协同作用，才能真正提升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从“应对变化”到“引领变革”：在变量中开拓新局

《规划》首次在教育五年规划中设立专章部署规划布局，这反映了人口、产业、科技三大变量带来的深刻变革。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厚莲介绍，基础教育不同学段正呈现“排浪式达峰”的特点。结合城镇化进程中人口从乡村向县城、大城市、省会城市的加速流动，教育资源的配置将面临复杂挑战，一方面农村学生数量锐减，另一方面省会城市、大城市的超级小学则面临大班额的压力。

邓友超认为，如果继续沿用过去惯性的资源配置方式，将导致资源过剩与不足并存。因此，《规划》要求各地准确预测人口流动趋势，科学规划学校布局，这一部署恰逢其时。

在高等教育领域，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已在探索建立技术转移办公室和技术经理人制度，旨在将更多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产品。李立国表示，当科研成果真正符合市场需求时，市场机制会自然驱动资本的介入。中国在论文和专利数量上已与美国相当，但在风险投资方面仍有差距，这正是《规划》首提“政产学研用金”六要素联动机制的深层意义所在。

中国教科院数字教育研究所所长曹培杰观察到，《规划》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智化变革”，标志着教育正式迈向数字化与智能化融合发展的新阶段。《规划》多处聚焦人工智能这一关键变量。人工智能是国家战略急需的核心要素，也是大国竞争的前沿。因此，无论是调整学科专业设置，还是升级教学模式，都是为了应对人工智能为教育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每一项规划部署的背后，都承载着亿万家庭的殷切期望。李立国总结道，这份“施工图”不仅描绘了教育自身的发展蓝图，更是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人才基础和未来希望。